刑辩律师：一个被“扭曲”的群体？

2009-12-29 09:56:20　来源: 广州日报(广州)　
“捞人”？“捞钱”？“造假”？“教唆”？ 律师犯案引发种种议论让中国刑辩律师形象跌至谷底

律师证上保留着李庄的照片。
“捞人”？“捞钱”？“造假”？“教唆”？ 律师犯案引发种种议论让中国刑辩律师形象跌至谷底

12月30日，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将在重庆市江北法院开庭审理。李庄案发生后，“捞人”、“捞钱”、“造假”、“威胁”、“教唆”、“炫耀”等形容他这个“无良律师”的贬义词见诸报端。

在重庆“扫黑”风暴中遭受类似舆论谴责的刑事辩护律师绝不只是身陷囹圄的李庄，素以为农民工维权而深受各界好评的“民工律师”周立太，他此番因给开县老乡——“米老鼠”李义辩护而名声直落千丈，甚至被网友冠以“黑老大的狗头军师”的称号。

毋庸置疑，刑辩律师的职业形象已经跌至谷底。刑辩律师究竟是个怎样的职业？他们正经历着怎样的“红”与“黑”？他们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来到了中国的法律中心——北京，试图绘出一幅中国刑辩律师的群体素描。

素以帮助农民工维权而出名的“民工律师”周立太对“黑老大的狗头军师”这一侮辱性称谓带给自己的压力与不快。因为给“米老鼠”辩护，他多少年如一日为弱势群体做的善事，仿佛都被人们“选择性遗忘”得一干二净。人们只记得：他给“黑社会老大”辩护。而据周立太自己透露，他接手这个案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事人的岳父与他相熟，律师费仅为5000元。

刑辩：高危的行业？

上周二上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许昔龙急匆匆地赶到办公室。头一天，他刚“朝去夕回”地去了趟东北，会见身陷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虽然有些疲惫，但没完没了的工作让许昔龙必须不停地奔走、不停地思考，他正在代理的案件，包括“黄光裕系列案”。作为温州人，已经从事了7年刑辩工作的许昔龙在“全民皆商”的家族中是个“异类”。

李庄案发当天，许昔龙凑巧在重庆，他第一时间听说了北京同行“出事”的消息。案发后，有法律界人士惊呼“刑辩律师已经成为一个高危职业”，许昔龙的同事、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运恒便持这种观点，许昔龙却不这么看。

赵运恒认为，工作性质决定了刑辩律师的风险系数偏高。“某些刑事案件掺杂有政治、‘民意’等法外因素，比如，为高官辩护、‘扫黑’都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一旦刑辩律师逞书生意气，把事态简单地理解为‘单纯的法律问题’，就有可能出现意外。”

抱着“捞人”心态找律师

许昔龙的视角有所不同：“任何职业都有底线，不守住底线，任何职业的从业人员都有可能出事。法官安全吗？上到黄松有，下到普通法官，一年下来，出事的有多少？刑辩律师出事的概率，就真的要高于公务员吗？”

这几天，“捞钱”、“捞人”之类的字眼频繁地出现在许昔龙的视线里，他的内心泛起一阵悲凉。与此同时，“底线”一词也反复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李庄案的真相，法院还没判，谁都说不准。但有些报道有失公允、以偏概全，深深地伤害了我们的职业形象。我也在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舆论？不可能完全是无中生有吧？”许昔龙自省道。

“业内的确有‘捞钱’、‘捞人’的律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是抱着‘捞人’的心态找律师的。”许昔龙直率地说。从业7年以来，许昔龙已经记不清具体代理过多少起刑事案件了，但有一点他很确信：有相当部分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找到他，都是假定他“有能力捞人”。也有部分犯罪嫌疑人家属，是冲着他的业务水平登门求助的。

在大多数犯罪嫌疑人的家属看来，判断律师“好坏”的标准，主要是律师的关系网是否足够广，业务水平反倒是次要的。为了铁窗内的亲人能够少吃苦甚至不吃苦，有的家属在签订委托协议之前，要求许昔龙承诺结果。“根据法律规定，这个案子大概会怎么判？如果要判3年，你能不能争取到只判1年？如果要判1年，你能不能争取到无罪？”

面对犯罪嫌疑人家属的这种普遍心态，许昔龙很无奈，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解释：律师业是服务业，律师提供的是法律服务的过程，而非“公关”和审判结果。律师可以根据法律知识预料结果，但无法、也不应承诺审判结果。“我无法给你承诺，你认为我行，就委托我；认为我不行，就另找他人吧。”

许昔龙此言一出，许多犯罪嫌疑人家属扭头就走，他们只相信“关系”，他们要找的是“神通广大的律师”。但事实上，所谓的“关系”，未必靠谱。

“三难”让刑辩律师无奈

记者发现，就刑辩律师是否真的高危，业内观点不一。但“履职不

畅”，已经成为刑辩律师们对自身工作现状的普遍抱怨，这集中表现在刑辩律师会见当事人难、查阅卷宗难和调查取证难这“三难”问题上，“《律师法》没有真正得到贯彻”。

2007年颁布实施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但接受记者采访的刑辩律师们普遍反映，在某些地区，当地侦查机关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律师人数必须在两人以上；会见过程中，常有警察陪同；证件齐全，会见当事人也仍需经有关领导批准，有时迟迟无法获批，导致无法会见。

接受记者采访的刑辩律师们一致认为，《律师法》的“见首不见尾”，是导致其流于文字、失于贯彻的主要原因。“一条完整有效的法条，必须有后果性规定作后缀，得规定有关方面违反这条规定将承受什么后果。但《律师法》只规定了律师有会见权，却没有规定侦查机关侵犯律师的会见权将承受怎样的后果。这样的法律规定，几乎等同于没有规定。”

与公检法双向互动

赵运恒认为，因为两点理由，某种意义上刑辩律师是公安机关“天然不欢迎”的人。

首先，律师的介入，会“助长犯罪嫌疑人的底气”。一旦刑辩律师介入，客观上就能给犯罪嫌疑人壮胆。律师通常会设法缓解犯罪嫌疑人的紧张情绪：“想开点，你的行为有可能不构成犯罪。”这便给公安机关的审讯工作增加了难度。

此外，律师的介入，将使公、检双方受到专业知识方面的挑战，平添一只“拦路虎”。“如果律师通过调查取证和法律辩护，最终说服法官判犯罪嫌疑人轻罪甚至无罪，公、检的面子可能就会挂不住——历尽千辛万苦逮到的人竟然无罪？这涉及办案人员的绩效考核。”

当然，刑辩律师并不总是公安机关的“敌人”，他们之间有时又会出现愉快的合作，例如，律师在调查取证中发现了公安机关此前没有发现的新线索后，可以向公安机关汇报，这有助于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

检察院作为公诉方，并非总是绞尽脑汁要把犯罪嫌疑人“往重罪里推”，他们是根据实际案情制定公诉目标的。“例如，在某些案件中，检方长时间无法举出关键性铁证，而犯罪嫌疑人却已经在看守所羁押了一年半载，按理说，法院此时可判无罪释放。但判无罪释放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公、检方的有关办案人员将因此承受极大的压力。法官平衡各方利益，往往判个一年半载——实际上相当于当庭释放。大家心平气和、皆大欢喜。”

在美国，法庭上更是允许存在合法的“交易”，人称“辩诉交易”。检方光明正大地告诉犯罪嫌疑人：“你现在涉嫌三项罪名，如果你主动招认其中一项，其他两项就免了。”

为什么给坏人辩护？

不少刑辩律师告诉记者，与“三难”等工作上的不顺相比，民间对刑辩工作的缺乏了解，才是他们职业荣耀感低落的主要原因。与“捞人”、“捞钱”等贬义词类似，社会上对刑辩律师还有诸如“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等低下的评价。

谈及刑辩律师的职业形象问题，许昔龙有件不得不说的、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天，邻居遇上许昔龙时问他：“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叫许昔龙的律师给一个罪犯辩护，是不是你？”许昔龙回答“是我”。

邻居脸色骤变：“那些人都已经被抓起来了啊，你为什么给坏人辩护？”许昔龙向他解释：“‘坏人’也有辩护权呀，辩护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可邻居就是无法接受许昔龙的解释。

赵运恒向记者透露了他与当事人之间的磨合：“有时候，当事人要求我做无罪辩护，根据案情，我建议做罪轻辩护，当事人有可能同意，也有可能不同意。如果不同意，我多半得顺着他的要求去辩护，因为，律师是受雇于当事人的，得对当事人负责。”

“极端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控犯有甲罪，辩护律师调查发现他的当事人除此之外，还犯有公、检双方所不知的乙罪。这时候律师该怎么办？根据法律规定，律师不仅没有义务举报当事人的罪行，甚至有相反的义务——有义务不举报当事人的罪行。否则，当事人将不再信任律师。只有基于以委托关系为基础的信任，我们的司法制度才能正常运转。”

转向民事诉讼成趋势

在此次重庆“扫黑”风暴中，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落马(并在羁押期间上吊自杀)，重庆女律师胡燕瑜随之落马。根据目前披露的情况，胡燕瑜与乌小青关系非同一般。

某北京律师告诉记者，他早前曾与胡燕瑜有过一面之缘，人们在向他介绍胡燕瑜时是这样说的，“她是大律师，一个案子赚了4000万元。”

“我当时心想，一个案子赚4000万元？她是律师吗？商人做生意才有可能一次性赚这么多钱。”这位律师当时心想。果不其然，胡燕瑜翻了船。

这位律师对当时在场同行们的羡慕神情记忆犹新，他叹息道：“现在很多律师都以挣钱的多少来衡量‘大律师’、‘小律师’。这种价值观的扭曲，是导致这个行业存在顽疾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记者了解，同等业务水准的刑辩律师与民商事律师、非诉讼业务律师相比，收入要低许多，“差好几倍”。兴趣，是刑辩律师当初选择这一领域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不少刑辩律师向记者坦言：如果能够时光倒流、重新选择，我肯定不再做刑辩了。风险大，麻烦多，回报少，人太累。“目前，律师界存在刑辩律师转向民商事诉讼和非诉讼领域的趋势。”

律师费为何有150万？

案发后“捞钱”指责不断

李庄在龚刚模一案中收取的150万元律师费更是引起了社会舆论广泛的讨论——律师费缘何如此昂贵？

记者在北京了解到，北京市司法部门与物价部门并未就律师刑事辩护的收费设置上限。

而在重庆方面，对律师收费上限的硬性规定也已于2006年12月1日废止，转而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律师服务收费由律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吴家友“私收律师费”的行为正是违反了此规定。

记者拿到了一份龚云飞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协议约定，代理权限包括：咨询、刑事辩护、民事代理和法律顾问。代理费：150万元。有知情者告诉记者：“据我所知，这150万元还包括处理龚刚模公司资产的酬劳。”

而这150万元也不可能全部落入李庄的腰包。首先，这笔钱需要纳税；其次，除了李庄，康达律所还指派了马晓军律师与其搭档。此外，李庄作为合伙人，需要从代理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份子钱”，以供律所维持正常运转。

链接

广州著名刑辩律师

因诈骗罪被判11年

2008年5月21日，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法院判决认定广州著名律师马克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50万元。马克东提起上诉，但二审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马克东在2001年代理涉黑人员宋鹏飞、赵文刚等人涉嫌故意伤害案时，“采取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等手段，两次共骗取赵文刚人民币100万元。”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也高度关注，召开专题会议，并邀请刑法专家进行论证。专家们出具的论证意见书认为：马克东的执业中确实存在律师费未入账、声称与法官有关系可以帮助协调等违规行为，但其行为不符合刑法关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2008年7月23日，来自广州、深圳的253名律师联名“上书”，向全国人大和司法部提请“关注马克东案，保障中国律师的命运和执业安全”。 (本文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