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雨石律师: 洛杉矶调查纪实
作者：周雨石
（此文原以小说形式在两个文学刊物、平台上发表过）
一
飞机起飞的时候，从跑道的一端开始加速，加到一定速度后沿着直线飞奔，在接近塔台时机身轻轻一跃，机头昂起飞向天空。此时飞机上的乘客基本上都是半躺在座椅子上，大腿栓着安全带，仰面朝上，有一种开自家小汽车，开到每小时160公里以上死亡速度时顶背的感觉。这时的飞机时速至少在300、400公里以上，否则无法摆脱地球的吸引力，只是坐在飞机里边的人感觉不到。
飞机里没有人说话儿，耳朵有点失声，地面上的人和汽车越来越小，小到完全消失掉，只看见公路像一条条婉延曲折的白带，村庄似一个个人工制作的盆景，一撮一撮地分布在大地上。最后完全被波澜滚滚、晶亮透明的白云和蓝天所覆盖，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一向不喜欢坐飞机，或者更确切地说，有点恐飞，宁可坐高铁、乘软卧也不愿坐飞机出行。这不，刚刚出差去了一趟银川、西安都是乘软卧的。去银川时买不到软卧，宁可先买硬卧，再在车上补软卧票，没有补到也只好凑合了。我觉得软卧上比较轻松、自在，如同在办公室中一样，可以写写文案，走动走动，还可以在车厢连接处抽香烟，这一点又比飞机和高铁更自由。慢就慢点了，可以把出行与休闲结合起来，人也不累。这次无法选择，从中国南京去美国洛杉矶出差，没有火车、高铁、软卧。据说有邮轮，好像早已不是客轮了，就算有客轮，该多长时间呵，恐怕要让人笑掉了牙，骂你“奥特”了，是18世纪的出行方式，更别说洛杉矶的工作对象正等着我们春节前赶去办事呢。我只好拚了命坐一会飞机，而且是跨越太平洋，长达11个多小时的飞行。所谓为了工作，就是摔下来也死得其所，何况没有这么严重，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是自己心里有毛病。
我记得截止2016年初，有十年没有坐飞机了，这可是破天荒的一回。我在委托人单位购买了机票，到起飞的这些天里，有几天每当临睡前总会心慌意乱那么一小忽儿。心想该不会触莓头吧，真的掉下来等等--。我要委托人单位去买国航、国泰航班的机票，据说它们安全系数好些，从未或者很少出事故。结果被告知要从北京或香港转机，转机时间至少要四、五个小时，尚不计算过渡前往这个城市的时间。我们只好，也只能买了南京直飞洛杉矶的东航2855号航班，飞往目的地。
飞机平飞后，我解开安全带，调宽了坐椅后背，放下小桌板，照常取出一本业务书籍，打算边看书，边消磨时间，睡个觉什么的。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已飘浮在天空，生命全部交给了这架飞机及机长。
我早就听说过，飞机飞到一定高度和航线后，驾驶员会开起自动驾驶模式，正副驾驶员可以在坐椅上轮流睡觉，或者同时睡觉休息，让飞机自己按照设定的电脑程序飞行。这怎么可以？极其不负责任，对机上一百多名乘客，包括驾驶员自己在内的生命，还包括价值上亿、数亿元的飞机财物等都是不负责任的。机械和电脑再先进、精确，总会出现器械性故障的。更何况电脑不如人脑，驾驶员不能睡觉，必须眼睛时刻盯着驾驶台和天空。这种驾驶员应当下岗失业，或者更换工作，自己开你的私人飞机去，甚至应当去坐牢，弄个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点不冤。飞行本身就是危险行业，你再去躺平，贪图安逸，更加危险了。谁来监督驾驶员？乘务长、乘务员吗？驾驶员都是正、副机长，是飞机上的老大、老二，乘务员跟在屁股后面屁颠颠地，哪里能监督。乘客更无权监督了，你去监督，他们会以为你闹事或者劫机呢。只有确信机长作为正常人也不想死，作为有着高度责任心和高超技术的专业人员，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即使发生了也有能力加以排除。
我看不进书的内容，头脑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这在高铁和普通列车上是不会出现的。
两周前，我在上海梅陇广场，美国领事馆签证官面前是这样回答提问的。
问：“探亲？”
答：“儿子在波士顿读书。”
“是从这里出去的吗？”
“是”。
“他的名字叫什么？”，--签证官点了几下电脑，无疑发现了我儿子的签证信息，点了点头。
又问：“为何夫人不跟你一起去？”
答：“家中有事，养了小猫小狗的，离不开。”
再问：“准备去多长时间？”
“两周。”他照着排队时前面人所讲的，并顺利过关的出行时间重复了一遍。
签证官脸上浮出满意的微笑，我知道签证没有问题了，但我明白自己欺骗了美国政府。我明明是协助委托人单位的诉讼活动，去洛杉矶调查取证，应当办理商务签证。但签证中介公司认为，我的职业很敏感，儿子又在美国，不办探亲签而办商务签，是会被怀疑有移民倾向而拒签的。我只好说谎，只能用被迫、善意说谎来安慰自己。
美国签证官最后说道：“你是律师？”
我连忙答道：“是的！”心想，坏了签证中介的话会不会被说中了，该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麻烦？可是，又不象，签证官始终面带微笑，且流露出对该职业的敬重和善意，而不是岐视或者怀疑。
不容他多想，签证官留下护照，并且非常热情和礼貌的说：“你的申请被批准了，欢迎去美国探亲！”
他一边说：“谢谢”，加上只会句把句地英语，且洋泾邦式的说：“山克右！”，一边收拾手里签证官看也没看的签证资料，离开了后边还有人排队的签证窗口。
事后我知道，这是美领馆面签的最高待遇。据说，签证一般分为当场拒签，退回护照；留下护照，让你补充材料或者进一步核查等。我事后心情很激动，与同去面签并且也顺利以旅游为名，通过签证的当事人单位的梁丽总经理说：“我当时应当递上一张名片，并说：美丽的签证官女士，我们可以做个朋友，欢迎有空来南京访问，我会非常乐意全程陪同的。签证官女士也会说：谢谢，也欢迎你到我的家乡加里福利亚州做客，或者突然变色说我现在向你宣布，由于你试图以某种方式贿赂本签证官，你即将取得的签证资格，现在立即取消！”说完俩人哈哈大笑。
梁丽说：“周律师，你太能开玩笑了，美国人好呆好呆！他们玩不过我们中国人。”不过，我仍然有点忐忑不安，原本儿子去年七月份刚去美国留学，自己并不打算去探亲的，看来为了尊重签证官和美国的法律真的要去了，否则欺骗签证官事小，违反美国法律被关进大牢可不是好笑的。我弄不明白，美国号称头号法治国家，中国律师为何不可以堂堂正正地去美国办事、办案，当然是非诉讼案件？中国其他律师，也是这样去忽悠美国人的吗？我也觉得，一向自许以沉稳、冷漠为傲的资深律师，今天为何像个孩子那样的兴奋，要和仅接触不到五分钟的女性签证官交起朋友了？自己什么场面没有见过，什么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没有领教过？也许是头一次出国，头一回去这个自己年轻时十分向往和崇拜的国度。总之，签证官倒是地地道道的美妇，白底蓝条衬衫，打着一条绿色领带，那皮肤真叫做白色人种的白皙发亮，尚有一口地道的中国上海普通话。想到这里，我由不得对美国人的素质油然起敬，并有一种莫明的身体发热，我不愿再想下去了。
飞机突然急速下坠，我想去拉住坐在一旁梁丽的手，没好意思去拉，却去抓紧了自己座位的扶手。广播里传来空乘人员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气流的影响，飞机有可能发生颠簸，请各位乘客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去，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洗手间暂停使用，谢谢合作。”接下来我听到，用英语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广播。
这种下坠，应当不是那种类似于开汽车遇到措板路，造成上下振荡的感觉。这种下坠应当是驾驶员操作失误，或者飞机失速，使飞机往下掉；或者突然遇到巨大的气流，被大风吹了下去。自己的身体与机体不是同步下坠，机体下坠快，身体下坠慢，人浮在机体内部空中了。我的心脏也象突然加速，似乎快要跳出身体之外，有一种鲜血往外冲的感觉。不知道这种下坠要下降到什么程度。
我本能地看了一眼窗外，一片漫无边际的蓝天白云，下边就是浩渺茫茫的太平洋呵，葬身大海喂鱼吃，这才叫死无葬身之地呢。我那几个失眠、心悬的夜晚，正是这种情景，该不会应验了吧！飞机在起飞滑行时，空乘人员做的示范手势，除了通常飞陆地时的氧气面罩手势，还做了救身衣穿戴的示范。它明确暗示乘客，飞机飞行虽沿海岸线飞行，但绝大部分区域，是世界上最大、最深的海洋。我会游泳，而且是“蛙自仰蝶”四种姿式都能游的，那种超过普通人游泳水平的人，但是面对深不可测的大海根本无济于事，与不会游泳人同样命运只有一个“死”字。
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感觉，是一种巨痛过后的灵魂出窍，仿佛被枪毙时头脑让子弹打爆炸那种飞腾、巨痛的感觉。还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婉如油灯快要熄灭却挣扎着又不想熄灭的感觉。我想过，希望自己一觉睡去第二天醒不来，如同平常每天习惯睡觉、醒来，再睡觉，只是这天醒不来的无痛苦的死亡感觉。这是最好的一种死法，所谓寿终正寝，心脏轻轻地、慢慢地停止了跳动，一般发生在长寿老人中间，至少是九十至一百岁以上的耄耋、期颐老人，自己还没到这个年龄。我的姑妈就是活到102岁时，这样俏俏地走掉的。白天三顿饭，一干两稀，一切如常，且常年吃红烧肉。下午还是一场麻将，晚上睡觉时睡到11点多钟自己起床小了个便，第二天再未醒来。法医推测，死亡时间为凌晨二、三点钟。
还好，飞机又拉了起来，恢复了平飞，驾驶员没有睡觉嘛，我终于放心了。
梁丽却丝毫没有这种恐惧感，她的出行正好相反，总是以坐飞机为第一首选，其次才是高铁，基本不乘普通火车，太慢了，过时了。与其在火车上消磨时间，不如在健身房、美容院里做些对身体有用的事情。但她知道，没有恐惧感是不真实、不现实的。她受丈夫的一句话影响：“别去想，更不要说出来！”她真的不去这样想，也更不会说什么“马航失联”“法航撞山”等等。别人这样议论时，她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
其实她两年前乘坐广州飞南京的航班，自认为命大福大造话大。飞机从广州白云机场升空不久，梁丽戴上耳机，边听音乐边睡觉。一觉醒来，她以为已经到达南京上空附近，正准备收拾小桌板、耳机什么的。这时空姐声称，飞机发生机械故障准备返场检修，半小时后降落白云机场。
梁丽不比其他人，依她的精明这次飞行故障非同小可，已经在天空中盘旋了近2个小时，或者说飞机根本没有飞出广东省境外。你想，广州至南京的空中飞行距离1300多公里，时间是2小时45分钟，现在已飞了超过2小时，正常情况下已飞入安徽省境内，再一个下降飞行，就可到达南京禄口机场。现在是半小时后降落广州，证明飞机在离广州半小时距离的上空一直在绕圈子飞行，在排除这个故障，且是个大故障。否则就得还要花去近2小时才能飞回广州，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应当返场检修，而是就近迫降。
空姐的声音突然又在广播中响起，并带有一点点不自然的紧张感，但还算坚定，语词清楚：“女士们、先生们，由于飞机机械故障无法排除，我们将在白云机场进行非正常降落。为了安全和防止意外，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并写简单遗嘱。”随后空姐向机上乘客发放小纸片和圆珠笔，并说她们会来统一收取。梁丽第一时间的反映是，真是没想到，飞机上居然事先准备了一百多张纸片和笔，早有准备发生意外空难的预案，真是训练有素、管理到位。梁丽感觉好奇，驾驶员和空乘人员也要写吗？他（她）们怎么写、写过几次、心里慌不慌等等？
她听见有人喊：“是什么机械故障，要机长解释！”
“对，要解释清楚！”也有人附和道。
更有人大哭起来，说道：“早知道坐飞机会这样，还不如不坐呵，妈妈呀！”
还有人异常镇定的解释道：“别问机长了，肯定是起落架放不下来，迫降，不会有危险的。”梁丽很机警，她凭着自已一向自信的颜值，拉了一把刚巧路过自己座位的空男，低低地问道：“帅哥，什么情况？你们写不写遗嘱？”
空男稍稍弯下腰来，看了一眼四周，说：“美女，我保证你没事，会平安落地，但别跟其他人讲。”一转身走了。
梁丽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根本没去写什么遗嘱，更没与一些人那样又哭又闹说着许多废话、空话。例如，有一对中年夫妻相互安慰地说：“我们如果这次大难不死的话，回去一定要吃一百只鸡和鸭。”而是坐在哪里百思不得其解，研究着各种“故障”的原因，穷尽自己掌握的常识性航空知识，还是百思不解。
最后平安落地后，她走到机舱口又问原因，一位空姐面带微笑地道：“飞机上抽水马桶坏了，机长也有权利返场检修。”她知道其中必有奥妙，也就是说返场检修可以是客观的，也可以是主观的，至于主观原因她可无法猜到了。
在机上梁丽把这个故事说给我听，我当然也答不上来，但吓了一跳，说：“有这样的事？太恐怖、太离奇了，返场检修好理解，也许是客观原因，例如机械设备故障，主观原因也好理解，你象是飞行员生病什么的，但要大家写遗嘱，又是怎么回事呢？超出了常人理解的范畴，分明是开国际玩笑吗？事后有乘客投诉？航空公司领导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梁丽双手摊开，告诉我大家也许感觉没事了，航空公司安排吃住都不错，又给了三、四百元的补偿，第二天正常飞回南京，谁还管哪么多事？
我开玩笑的问梁丽：“如果真的有这个时刻，你会写遗嘱吗？内容是什么？”并以其职业习惯补充道：“如果涉及个人隐私，可以不回答。”
梁丽说：“周大律师，我还真想交个律师朋友，今后如果离婚或是要继承家产等有个依靠，但当时真的没想写。回去跟老公一说，挨骂了，说你也不是千万、亿万富翁，写什么遗嘱啊！那是富人的游戏。”
二
王赞成这阵子好不得意，他坐收几十家装潢公司的订金、保证金至少四、五百万元。有些公司的业务员看了他的合同，提出来：“王总，是不是改掉这个字。”业务员指订金的“订”，要求改成定金的“定”，目的是试图用法律上的定金罚则来制约王赞成，如果其不履行合同，不把工程交给他们做，其将加倍返还定金。王赞成则利用他手上有工程项目的优势，绕开定金罚则，占用他人的资金，不用付利息，也没有一定的还款时间，谁知道装修工程何时开工？王赞成笑嘻嘻地道：“本公司从来不用定金这个字，你爱签不签自便吧。”没有几个公司不就范，不敢再坚持下去，当然都是些小公司，有的刚刚成立不久，指望能够接到这个大工程。
王赞成从大学副教授的位置上辞职下海也有些年头，他选择自己的建筑专业特长，直接从事建筑土建、水电安装、室内装饰装修的工程设计、施工等行业经商，并选择饮食行业的总承包，除了那句：“民以食为天”帮助他认清这个行业的业务量大，风险小，和经久不衰地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将他的专业能力发展到了极致。
他手上目前通过投标至少获得五、六家大企业、大商场的美食城租赁项目及装修业务。他成了装修市场的香饽饽，原因就在于这些项目的装饰装修工程预算少则上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谁也要拍他的马屁，请他的饭局，已经排到一个月以后，谁也不敢不向他交装修进场订金、保证金，和不敢将订金写成定金。
王赞成并不是真在做饮食工程业务，而是总能找出工程项目发包方这样那样的，在签约、履约等方面的毛病，然后最终迫使他们做出让步修改合同，同意他有权转让合同项目。他再在转让费方面小赚一把，不用费工费时的去搞设计和施工，因为他手上一个工程师和施工队都没有，公司中有资质的工程师都是他借来的兼职学生。然后至多退还订金、保证金，自己一点儿损失都没有。有时碰见好欺负的公司，“两金”不用退还了，放入自己腰包之中。
这次与梁丽公司的房屋租赁工程项目合同也是这样，仅凭王赞成三寸不烂之舌，和大学老师的业务熟练水平及演讲风度，轻而易举地在五个投标单位中排名第一而中标。梁丽公司为解决开发区园区离市区较远，需要配套餐馆或者食堂，开出了房屋租赁合同期5年，第1年租金全免，第2年减半收取的餐馆租赁合同的优惠条件。原打算王赞成入驻后，能很快装修、开业，解决开发区众多公司员工吃饭难的问题。
没想到王赞成玩起了空手套白狼的把戏，从2015年10月招标进园区，并不急于签订租赁合同和进场装修，直到次年3月才与梁丽公司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也不进行交接房屋，进场进行装修，更别说开门营业了。
期间总是挑梁丽公司房屋的毛病，王赞成说：“梁总，你们西边尽头的升降机如果不拆掉，影响美食城的形象，而且我们是一层营业厅没有实用价值。”
梁丽说：“第一，升降机作为原设计二至四层楼配套设备，不能因现租赁期五年而拆除，还将为今后建筑物的使用功能服务。第二，现在不使用可以封闭，没有拆除的必要。第三，该设备连同房屋都是2015年初刚刚投入使用的新建筑设备，拆除是个浪费，所以还请王总谅解。”
梁丽以为她句句在理的答复可以说服王赞成，但王赞成又说：“这个升降机设备在招标文件和合同上没有标明及约定，影响1210平方米房屋的使用面积，也就是说它不拆除，你们给我的使用面积减少了，补我面积或者降低租金。”梁丽差点笑出来，真的没有见识过这样斤斤计较的承租商。招标书和租赁合同确实没有注明该设备，但该设备面积也只有五、六个平方米，对1210平方米房屋的使用面积影响不大。但王赞成提出来的问题确实是有理呵，今后搞招标和签合同时一定要细致，并注明这些问题，别让对方钻空子。
梁丽只好说：“王总，可否谅解，只有五、六平方米的问题。”
“不能原谅，生意场上讲规矩，不讲情面。”王赞成答。
梁丽只好答应，向上级领导汇报后再作处理。后来领导同意出租面积减少五平方米，且从第三年租金中每年减掉相应面积的租金数额，满打满算每年只减少500元租金。
再后来王赞成装修设计方案中，有500平方米的办公区设计，梁丽向王赞成提出，必须减到300平方米以下，并且已占营业面积的近四分之一，足够了。500平方米变成写字楼了，没有必要。王赞成从此开始不理睬梁丽了，不接电话，不答复电子邮件，同时却不断招来许多装修公司谈装修合同，收取订金、保证金，每家至少收取50万元，却又不让装修公司进场施工。有些装修公司投诉到梁丽处，梁丽向领导汇报后一致认为，王赞成正在利用租赁房屋骗取他人钱财，并且不具有实际履行合同的愿望和能力。
于是在公司聘用的法律顾问律师指导下，首先分别在2016年5、6、7月三个月，向王赞成公司发出三份，限时要求上报装修方案、进场装修、并限期开业的律师函。王赞成不予答复。其次，根据以上催促函，对方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再发律师函，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解除了双方租赁合同。王赞成不服气，以公司的名义，向法院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无效的诉讼。梁丽、顾问律师和其领导都认为，我们已经做到了三次催告，履行了催告义务，可谓仁至义尽，加上这个公司骗取他人钱财，我们的官司稳赢不输。
同年11月的一天，梁丽、顾问律师信心满满地参加开庭。在走完了陈述起诉状、答辩状、举证、质证、相互提问等法庭调查环节后，独任法官首先向梁丽公司的顾问律师发问：“双方合同有无约定美食城开业时间？”
顾问律师从容答道：“当然有约定！”
法官又问：“请被告代理人指出在合同的哪一页、哪一条？具体何时开业？”
顾问律师仍然信心满满地低头在合同中寻找该条款，突然意识到这个条款似乎没有写清楚，自己备庭时也印象不深，或者说没有关注这一问题。这个条款根本不存在，自己在指导公司发函和代理本案的时候忽视了它。
但顾问律师面不改色地答道：“在合同的第2条中，可以推定出来。”法官抬头扫了律师一眼，似乎是个温和的法官，不太愿意采取咄咄逼人地纠问式方式提问。法官本可再追问一句：“请明确回答该条款，有无明确约定开业时间，而不是推定。”没有再追问下去，但心里明白，合同中对于何时开业这个重要合同条款没有明确约定。
梁丽后来告诉我，她并没有听出来这个问题对我方不利，也没有看出顾问律师犯了错误和诡辩。“我们当事人听你们律师说话，都觉得振振有词，条条有理。”我也告诉梁丽，这正是一审败诉的主要原因，且是个常识问题，合同中对于何时开业没有明确约定，如何判断对方违约呢？合同第2条后半句约定：“双方约定2015年3月2日交房，2015年3月3日起至2015年5月2日为免租装修期。”交房是指你们出租方向承租方交付租赁物，而装修期限不是开业期限，至多具有推定开业时间为装修期限结束时的2015年5月2日。
依常理，该合同明确约定了我们交房时间和对方免租装修时间，装修期满后在一定的合理期间内开业，顺理成章，符合商业惯例。但因为租赁期5年，光有推定不行，至少属于开业时间约定不明确。何况法官们可不喜欢推定这种间接证据，常常是一根筋，喜欢直接证据的。
法官再问：“说原告欺诈，有何证据？”
顾问律师说道：“有！”罗列了原告收取几家装修公司的订金，迟迟不让他们进场装修，他们向开发区管委会投诉的证据材料，及网络上查询到该公司有多起民事执行案件未能履行的事实。
王赞成的代理律师马上反驳道：“收取其他公司订金系另一法律关系，不但不能证明欺诈，相反能够证明原告正在积极履行与被告签订的房屋工程租赁协议，”同时强调“这是订金而不是定金，不具有担保作用。只是为了选择更好的装修公司，属债权性质，并非被告所称的欺诈行为。至于民事执行案件，更是债权债务问题，不但与本案无关，更不是欺诈的事实。”
这些话，梁丽听得懂，心中暗骂道“狡辩！”但也知道这是在合理运用法律规则，占用别人的资金，本质上是欺诈，但法律上不构成诈骗罪。
一审判决出奇地快，仅仅在开庭后两个星期便下达了。
一般法院开庭到判决至少三个星期、一个月才下来。疑难、复杂案件甚至要半年、一年时间。但此案，属民事简易程序独任审判，程序上无可挑剔。王赞成大获全胜，计划着下一步转让项目的如意算盘，打电话给梁丽：“美女老总，怎么样啊？别上诉了，上诉也打不赢，今晚我请你吃饭。”梁丽推说今晚有事情没有空，肚子里哼哼道“别得意太早了，一个骗子想在中国，骗国企的钱财，没门。”
梁丽及其管委会的领导不高兴了，甚至气急败坏，特别是判决书写道：“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原、被告对于美食广场的具体开业时间作过约定，亦无证据证明原告就美食广场的具体开业时间向被告作过承诺和保证，被告单方预计的开业时间及单方催促原告开业之举，对原告均无约束力，”
“--且被告并无确凿证据证明原告关于美食广场的开业根本已无可能，原告亦未向被告表示过美食广场的开业根本已无可能，故被告关于原告拖延美食广场开业从而导致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之说，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理由均不充分，不能成立。”
判决主文判道：“被告解除房屋工程租赁合同无效。”
“为骗子说话，为骗子撑腰！”“区法院法官都是怎么当的，院领导又是怎么把关、审查的？”管委会领导拿到判决书后大发雷霆。该领导感觉岂有此理的一个重要理由，没有公开说出来。
管委会党委书记兼主任，是由区政府副区长兼任的，正是这位领导。法院是在本区党委、政府领导、拨款下的法院，居然不向着自己而向着骗子。当然该领导知道，他事先没有与法院院长打招呼，虽说目前有纪律，不准干预司法，但现实当中为了工作，还是可以这么做的，毕竟不是为自己的私利。都怪哪个顾问律师，汇报时“没有问题，我们稳赢不输。”麻痹大意了。
梁丽公司，是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下面的国资租赁服务公司，负责园区范围内国资房屋的出租工作，与各种各样的承租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是她们的主要业务和强项。但是公司碰到的首场租赁官司一审打输了，管委会领导很恼怒，撤换顾问律师的代理资格，从此也把他“挂”起来了，有法律事务不再找他，只等顾问合同到期后让他拍屁股走人。二审代理经其他人介绍，另请我担任，因为该案没有具体的诉讼金额，我只收了2万元人民币代理费。
我通过仔细分析一审案情和判决书，写下了上诉状：
“一、原判决无视双方合同就开业具体时间具有推定约定时间、被上诉人就开业时间在投标时作过明确承诺和保证，以及上诉人三份通知文件具有法律效力的事实，其认定事实严重失实、失真；
二、原判决无视该合同的履行具有政府项目的时效性、公益性特点，和对被上诉人免租、半租优惠条件，在被上诉人签约后长达近半年的时间内，即不积极使用房屋，也不按约实施房屋装修，将房屋长期空置，导致涉案美食广场的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的事实真相，明显一叶遮目，缺乏法律依据，无理袒护被上诉人；
三、原判决无视上诉人《解除合同通知》的正当性、合法性，判决该通知无效，实属错判、误判；
四、原判决未能识破被上诉人经办人王赞成的欺诈行为，造成判决的负面法律和社会影响，应当依法改判该房屋工程租赁合同解除。”
不过我告诉梁丽及管委会的领导，一方面在仔细分析了卷宗材料后发现，原判决没有重视合同的公益性，而不是商业性目的这个根本性问题。该租赁合同虽然欠缺约定开业的具体时间这一主要条款，但有别于普通的商业合同，美食广场的尽早开业，关乎园区众企业和员工利益，的确有错判、误判之处，上诉后有得一拚、一搏，有一定胜诉把握。
另一方面，二审法院又是俗称的“维持会”，奉行“小案不改，大案小错也不改”的潜规则。每年改判率，包括发回重审率仅占全年民事上诉案件的5%，且这个指标一般由法院院长、分管副院长等人掌握。除了案件事实和法律方面真的难以维持，时常用在与自己或者院级领导有关系的案子上，没有真正起到二审终审制的法律监督作用。
也就是说，光有以上理由，二审打赢官司的概率并不大，不但要有充足证据和理由，最好要有新的证据，不但要得到二审承办法官的改判意向，还得得到法院分管该业务庭的副院长的支持。
二审承办法官拿到案子后，第一反映是维持原判，第二反映才是要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且要有能力去说服本业务庭的庭长，更要打动该副院长。有的时候，承办法官汇报的有理有节，但院长一句话说“不宜改判”即把它枪毙了。有的汇报尚没有两句话，便被院长打断，院长会说：“小张呵，你太年轻了，这种鸡毛蒜皮的案件还能改吗？那么我们一年的改判指标就不够用了。”又被毙了。
弄得承办法官喜欢办维持案，不喜欢办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案子。法院内部审批程序上也颇有“维持会”的倾向，维持的上诉案，只要合议庭三人签字，即可敲章、下判；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须经副院长签批，有些案件甚至还要上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改判难呵。
管委会领导告诉我：“没关系，你大胆去做，我们管委会对二审案件全力支持，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看案子分配在哪个法官手里，我会找市政府领导协调的。我就不信，共产党的国家，共产党的公司还打不赢骗子公司的官司。”
梁丽告诉我，对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叫李震宇，现在在美国洛杉矶定居，她（他）们之间过去有过微信往来，他倒很同情我们，并说了王赞成的许多坏话，也认为王赞成是个骗子，倒是肯跟我们签订解除合同的协议。
梁丽问：“和他签订解除合同的协议有用吗？”我的职业敏感度立即活跃起来，意识到这是个机会和突破口。就外部法律关系而言，一方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对相对方合同当事人当然具有外部法律效力。这叫釜底抽薪，利用对方内部矛盾，加上自己原有的上诉观点或许能够打败对方。
但我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不动声色地说道：“我先去工商行政部门，调查他们公司的股权结构后再决定吧。”因为刚刚结束的一审诉讼，李震宇这个人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经查明，原本无须再调查这个公司的工商登记。但为何法定代表人与实际经办人之间有这样大的矛盾和分歧，应当再深入调查公司的股权结构后才能确定。
果然，该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王赞成投资900万元，占90%的股份，是绝对控股股东。李震宇和另一人各投资50万元，各占5%股份，但李震宇却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这恐怕也是王赞成玩的花样吧，如果出了事，由小股东去应对和担责，至少法院的判决书上不会出现自己的名字，且执行局的法官也不会找他要钱。甚至要抓人或者列入失信人名单的话，也不会抓我王赞成吧，我照样可以坐飞机，住高档酒店。包括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恐怕也不是实际注资，有注册公司垫资再撤资的手笔在里边。
我业务水平怎么样？梁丽不知道，只知道我果断地同意了她的方案，并且这次美国之行原本梁丽所在的国资公司，出国规定很严格，她不能同行，因为我的要求和坚持才能成行。梁丽去美国也是第一次，从这个意义上看，还得感谢我的信任和美意。我则知道，梁丽与李震宇通过微信聊天谈得非常火热，整个牵线搭桥都是梁丽的功劳，她不去美国恐怕完不成调查取证的任务，她不去谁去呢。
三
皮克这天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关处当班，他是美国联邦移民局海关的一名警察，曾经担任过施瓦辛格州长的保镖。原本以他的身份，没有必要亲自检查入关人员的身份信息，只需要坐在办公室，有人发现可疑人员后报送给他进行审查，但由于近几年来洛杉矶机场，境外入关人员一大半来自中国大陆。皮克是美籍华裔，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是那种普通话、广东话都会说的人，机场中文翻译少，轮不过班来，皮克只好顶了上去。
这天皮克似乎情绪不好，他对两个看得不太顺眼的中国人在盘问时不说中文，而用英语刁难他们。其中一个中国男人，半白头发，中等均称身材，穿着一身黑色西装，但没有打领带。这人拖着一个带轮子的行李箱和手提包，把护照、机票等递到他面前，他漫不经心地问：“Why do you come to America？（请问你到美国有何贵干？）”
那个中国人面带微笑地故意摇了摇头。皮克以为他听不懂英文，又问了一句：“How much dollar do you carry？（你随身携带多少美金？）”这是海关官员通常所提的问题，逻辑是带多、带少都有滞留或移民倾向，唯有适合入境目的的美元数额方为合适。
那个中国人似乎早已看出皮克情绪不好，还是故意摇头，而且摊开双手表示听不懂他的话、抱歉。以往皮克会立即切换成中文与中国人对话，下边还有一个问题：“随身携带多少人民币？”这些看似侵犯他人隐私，实际能够衡量此人入境原因真实性的简短问题，合计只须30秒钟，这个中国人就能顺利过关。
今天皮克声音粗大了些，把手往旁边一指，说道：“NO！Step aside, wait for translation!（不！站到一边去，等待翻译。）”，见中国人后退半步，半张着嘴巴，动作反应出似乎没有完全领会他说话的样子。
皮克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内心不住地骂道：“idiot!(蠢猪）。”这个中国人装出明白了，十分顺从，同时又恭敬地站到一边了。
皮克的父亲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广东偷渡来美国，然后在洛杉矶生下了他。他听父亲说过，当年乘偷渡船来美国，向广东当地蛇头交了三千元美元，相当于三万元人民币。那时的三万元人民币可不是个小数目，自已没有这个钱，家里边也没有钱资助他，只好向当地标会借高利贷，月息5分，直到皮克出身后已经三岁了，才还清这笔高利贷。
“现在想想真是不值得冒险，吃这种苦头呵。”爸爸说。过去与他在村子里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现在个个都是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谁知道广东能够这样子发财，偏地是黄金，而来美国自己只能在饭馆里打工、公司里扫扫地什么的。直到遇见皮克的母亲，才在娶了一个当地意大利裔美国人，在皮克母亲的父母开的一个便利店里翻身解放，但只不过温饱而已。我们当时只知道美国是天堂，九十年代回家乡一趟尚有些优越感，现在都不敢回去了，村子里的农田、旧房屋统统没有了，换成与城市一样的高楼大厦，家家户户不但自己住的是小别墅，而且还盖起了五、六层的宾馆、商务楼什么的，老乡们出手送的东西比我们强几倍。
当然俩口子总算省吃俭用，把儿子培养出息了。皮克从高中、大学起就以奖学金养活自已，工作后又是警察系统的公务员，生活更不用操心，很争气的。但父母有段时间常想把皮克送回广东，他们咨询过家乡人。但家乡人认为，皮克如果要做生意当然回来的好，但如果不做生意，还是在美国好，争钱容易，生活条件好，今后年纪大时的社会福利也比中国强。父母试图说服皮克回中国做生意，可以赚大钱，皮克有些犹豫不定，再加上他们这代移民，包括上代以上的移民，嘴上说说家乡如何如何好，真正把自己子女送回祖国的还真不多，这恐怕也好面子吧，总觉得美国毕竟是老牌经济发达国家，中国是小学生，现在小学生好了起来反倒不服气呢，皮克的爸爸只好作罢。
皮克上大学时喜欢口若悬河，为某个学术观点与同学争论不休，且嘴巴不饶人，常常得罪人。有一次上体育课，长跑5000米，皮克慢慢吞吞地跟着队伍后边跑，不太显眼，可最后200米突然加速，跑了个全班第一名。体育老师大大夸奖他有亚洲人的耐力，和美国人的冲刺能力，但有同学不服气，有说他少跑两圈偷偷冲刺的。皮克哪能忍得住这口气，当场与这个同学争论起来，要不是其他同学拉架，皮克非痛快地打这小子一顿。从此皮克反倒没有人敢随便小看他。他一路品学兼优，各门功课总是在全年级拿第一，不拿第二。高中毕业后考入警察学院，现又当了一名联邦警察，中文、法文、阿拉伯文样样精通。
皮克对中国有着复杂的感情，或者说没有什么感情。他从来没有回过家乡，甚至中国其他地方都未去过。他英文比中文溜，广东话比英语棒。他从来都瞧不起中国人，甚至认为中国人比黑人都差，总爱说谎、占小便宜，举止小家子气等等。他不知道中国最近几年发展的比较好，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美国。有种复杂意识常在自己心里游荡着，他痛恨自己长得中国广东男人矮小的身材，面容却是意大利人英俊、标致的脸，让人第一眼印象基本还是个中国人。同时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与中国人打交道的事太多，因为他的中文水平不用吹灰之力，他在警局工作能力上越来越吃香，工资和奖金也比其他警员拿得多，州政府的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外交活动也常常请他做翻译，他显然成了中国通，又使其不无得意和开心。
皮克又应付了几个美国人、法国人入境的审查，瞟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中国人，然后四处望了望周围的关口同事，似乎想找个中文翻译，却想到他的周围根本没有其他中文翻译当班，自己正是这个角色嘛。他连忙向这个中国人勾了勾手指，中国人似乎也总是注视着他，便立即走了过来。皮克这时用中文问了上述三个问题后，立即在中国人的护照上盖上一个红色的章，把护照还给了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仍然面带微笑地说：“原来你会讲中国话？而且发音很标准？”
皮克连忙说：“对不起，我忘记了我的角色。”接着又追问了一句：“你不会投诉我吧？”
中国人连忙说：“不会，不会，我们中国人能够忍耐，不像你们是长在美国，是地道的美国人。”言下之意，你们美国人恐怕没有这样的耐心，然后依然微笑地离开了关口。其实这个中国人内心也在叽咕，自己能听能写英文，为何玩弄了这个美国海关官员。
皮克意识到这个老家伙真会骂人，分明在骂自己是汉奸，但他只是书本上读到过这个词，知道不是好词，并不理解它在中国的现实含义几乎与卖国同义。他想，我只会当美奸，而不会当汉奸，所以汉奸这个词于我无关。
这个过了美国海关的中国人正是我，没想到堂堂一个中国资深律师，刚到美国会无缘无故的，突然地作弄一个美国人。是水土不服，还是看出美国人的骄傲，想治一治他？
我挨过了11个多小时，途经日本、夏威夷等地，飞越浩浩烟海的太平洋，象残迹人窝在轮椅里经济舱座位中，只能在上洗手间时短暂的走动一下，亦或在座位走廊间来回走动几次，--那么难堪的时光，很是疲劳和不适。我后来知道自己也能坐商务舱，但据说商务舱或称头等舱单程需要花人民币一万二千多元，委托人单位没法报销，我自己虽能承受，但公务出差没有必要自己贴钱，再加上我此行是第一次出境旅行，过去连香港、台湾都没去过，这次飞行这么远，适应能力和经验肯定不足。
终于飞临洛杉矶上空，我似乎来了精神，从机窗往地面望去，地面上的建筑物都是方方正正的小盒子，没有大片的高楼大厦。远处有些高楼群，好似毛竹盆景一样，一片一片地插在众多低矮建筑群中。我觉得没有飞临上海、北京的那种大都市的气势和派头。这就是美国，就是洛杉矶？不是在做梦吧，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漂亮、气派。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刚刚下乡落户回城，爸爸试图与在美国的嫡亲叔叔联系，想把我过继给他。过继是假，想让儿子出国过好日子是真。也许兄弟俩心知肚明，谁也不愿意说穿，叔叔没有任何答复，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但在我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觉得美国有这么牛气吗？中国比美国落后了一大截子，中国人多，人穷，恐怕一辈子无法翻身。
我本想飞机落地后放松一下，找个地方抽根香烟、上个厕所什么的。不想进入海关大厅后看见几个高高胖胖，有白人、黑人的男性警察，分别站到不同的路口打着手势，指挥乘客行径路线，我连上厕所的胆子都被吓跑了。大厅里传来沙沙地脚步声，没有人在说话，一片寂静，紧张，似乎告诉人们，想进入美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里就是老虎口。
电脑指纹问答，人头影像拍摄，然后排起了不同路道，长长弯曲地过关队伍。这时我与梁丽，被警察指定分在不同的队列里，只能远远相望不能说话。我本想喊一声，让梁丽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或者我跨过几条用宽红丝带栏住的围栏，到梁丽哪个队伍里去，因为有个伴，通关方便些。想到这是美国海关，可不像中国那样随便，看看周围连抱在手里的孩子都不敢出声，只好作罢。
我顺着队伍弯曲、缓慢地前行，终于排到了红线等候区。我观察着哪个通关通道比较快，当然是那个一头金发，个头不高的，有着亚洲血统的帅小伙子快一些。刚好这个帅小伙子验完了别人，正抬手示意他可以接待下一位入关人员，我小跑步抢先一步向他奔去，只见其他队伍的人已经有人朝帅小伙子走去，见我跑去只好止步。我向这个帅小伙子递上自己的护照、电脑指纹问答表，人头影像拍摄照片等资料。没想到发生了刚才的一幕，不过总算过去了，没有被海关挡在门外，丧失点职业尊严也无所谓，更无熟人看见。我自己觉得快要不认识自己了，原本在中国没有这样恶作剧的，也许是语言环境不同吧，来到一个英语世界中，还是有点陌生、好奇的。
四
李震宇已在机场出口处等候多时了，见到梁丽的到来，说了两三句应酬话，我已经听出来，我这个律师不太受欢迎，梁丽本可以单独来办事即可完成的。梁丽倒挺机智，打圆场说，要周律师来是我们上级主管领导的意见，因为我们是国企嘛。李震宇显然也理解和释怀了，反倒热情地把我的行理搬上自己开来的汽车后备箱内。以后也因为都是南京人聊得来，
“我家住在御道街”李震宇对程飞说。其实我事先查过他的住址。连忙答道：“我家住在高家酒馆”。
李震宇立即说道：“知道这个地方，在金陵中学旁边小巷子里，南京人知道这个地名的人不多。”
因李震宇的照片事先用微信发给梁丽，梁丽又发给我，我暗自在心中核对过了。李震宇护照上的照片与本人高度吻合，只是眼前的本人与照片相比，苍老了一些，但确是其人。
同时我也毫不客气的例行公事式地询问了李震宇本人：“你叫李震宇吗？是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吗？”对方一一作了肯定回答。
来到酒店我住的客房内，事情办的很顺利。早已在中国时由我起草的《确认解除合同的协议》，由梁丽邮寄给李震宇，协议中载明：
甲、乙双方于2015年3月18日达成《南京城西科技园入园合同》，因乙方5个月之久不能履行“美食广场”的开业义务，严重影响双方履行合同的目的，甲方于同年8月4日向乙方发出并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乙方向南京市建康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现甲、乙双方经自愿、友好协商，达成圆满解决此案的协议如下：
一、乙方确认甲方2015年8月4日《解除合同通知》合法、有效，双方一致确认2015年3月18日《南京城西科技园入园合同》已经全部解除，解除时间为2015年8月4日。
二、乙方撤销对甲方上述《解除合同通知》无效的诉讼行为，具体撤销事务，由甲方依照本协议，按法律程序在相关法院办理。
三、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不向乙方返还，无利息的10万元房屋使用保证金。
四、本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后立即生效，一式三份，各方一份，交相关法院一份；至此双方无任何纠葛，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和方法相互发生争议。
依据这个协议，双方《南京城西科技园入园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即告解除，可以向二审法院提交该合意解除合同的新证据，不需要李震宇公司盖章，利用对方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王赞成的矛盾，行使不同的公司行为和权利，从而否定一审法院解除合同无效的判决，这就是釜底抽薪的作用。
这份协议也在我的安排下，李震宇将其内容和自己的签名在美国做了公证，和中国驻洛杉矶领馆的认证，然后再回到中国，找一家翻译公司译成中文，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原本这一切，的确可以通过双方邮寄文件解决，不一定要来美国一趟，否则我、梁丽这趟洛杉矶之行完全有借机公款旅游之嫌。但是存在着两个问题无法解决：
一是，李震宇提出自己公司预支的10万元保证金可以退给他，但不能在协议中写出来。李震宇显然不想让王赞成知道自己私下收取或者收回了10万元人民币，因为这个10万元，有可能是李震宇自己对公司的投资款，李震宇要求王赞成还给他，王赞成不同意或者表面上同意，实际上不愿意，李震宇乘机收回全部或者部分投资款；或者李震宇一分钱没有投资，这次借机认为自己对公司贡献大，而王赞成没有付过报酬，这次乘机占有公司资金。经人评估，并无太大的法律障碍。因为李震宇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利收取包括该保证金在内的任何资金，至于其收取行为是否合法及动机善良，不是梁丽公司考虑的问题。不在协议上写明该内容，也可以向法官说明这是李震宇的要求，我方公司虽不同意，但有必要服从。事实上，这也算一种合法性交易，李震宇不拿这10万元，他就不会在《确认解除合同的协议》上签字；梁丽的公司拿不到这个协议，也不会退还10万元。
二是，这个协议的签署与退款进程，又必须同步进行，而李震宇近期无法亲自来南京办理；委托其他人来办理的话，李震宇本人亲笔签名的收条，梁丽的公司也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因为我事先在工商行政机关调档时发现，李震宇的签名并非其本人签署，而是代理登记公司工作人员代签。这一点李震宇在交谈中也承认的。这正是我、梁丽必须来美国办案的原因。
梁丽将1.6万余美元交给李震宇，李震宇当场写出：“今收到南京西城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退款1.6万余美元现金，等值于10万元人民币的合同履约保证金。”的收条，然后将双方协议及公证、认证文书原件交给梁丽，梁丽等李震宇离开后，马上用特快专递邮寄回自己的南京公司。我们不远万里，飞到美国的调查取证工作已基本完成，剩余工作是要在李震宇不知情的情况下，去一趟中国洛杉矶领馆，核对一下认证文件的真实性。但程飞心理明白，去不去领馆核对已经不重要了。从肉眼上看，该公证、认证文件的金黄色印章、中国领事官员的粗体印鉴签名等都没有造假的迹象。只是已来到了洛杉矶，去核对一下，不但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也是律师工作上勤勉尽职的完美表现。否则真的有点对不起委托人花费巨额差旅费，到达美国后半个小时时间便做完了工作，似乎于心不忍。当然他也知道，这就是他们业务性质所决定的，时难时易、繁简不均，并不取决于是否要吃苦头、延长工作时间等等的磨难，而在于正确的调查方向，和工作对象的配合程度，并且常常还有运气的成份。至于这些证据是否会被二审法院采纳，梁丽和她们公司领导没有直接问过他，主要是双方的信赖关系吧，且另当别论。
剩余时间便是购物、旅游了。我们买的是往返机票，离开洛杉矶回南京还有四天时间，下午他们就去了海滩和购物超市，中午随便吃了点汉堡面包，晚上去了一家越南人开的海鲜馆，喝酒吃海鲜，全是李震宇请的客。我推测这是李震宇收了保证金的缘故，当然要巴结一下我们的。
也正是晚上吃饭时，李震宇请来他同住的室友，一个上海来的，据说专门做代购生意的，名叫赵寅林的人，第二天陪我们逛超市和百货商店。我对购物不太感兴趣，每进一家商店转了一圈，觉得所有商品中国都能买到，没有什么稀罕的东西便在门口等她们出来。梁丽当然乐此不疲，买这买那，不一会便拎了好几包东西在手上，最后没法自己拎了，当然有李震宇、赵寅林帮忙拎。
圣塔莫尼卡海滩，的确海水碧蓝碧蓝的，沙石不是通常在中国见到的那种细黄色，而是细白色。这里有个突堤码头，长长地伸向大海，码头上有个游乐场和餐厅，也有个自行车的小路，可以骑车在海边游玩。在海滩上到处是沙滩排球场地，可以在阳光下打球和晒太阳。
恰逢下午，我们四人在餐厅的露天桌椅上喝一杯美式咖啡，吃了简餐。有个小老外妇女，跑过来与李震宇、梁丽几哩呵啦一阵子英语神侃。李震宇回头告诉我，要不要四个人搞张彩色合影，价钱好像不贵，就是贵些，我知道梁丽也不会斤斤计较的。我们来了一张全家福，算是此次出差人员的合影。四个人分别再留个影，当然梁丽与大家分别留影拍得最多，谁叫她是此行中唯一一个女性，且人长的瘦，小脸，大眼睛，顾盼之间尚有迷人的媚态。我已经感觉到李震宇、赵寅林对梁丽似乎特别殷勤。
到了晚上，我回到酒店后开始感觉不开心了。这倒不是白天我坐在李震宇的二手城市SUV汽车里，见证到美国堂堂1号公路路面坑坑哇哇，且仅双向四车道，尚不如我们的沪宁高速公路一半好。也不是圣塔莫尼卡海滩公园虽美，但这种美景中国的海南也有，不算什么稀奇、独到。更不是明天梁丽与李震宇、赵寅林，她们三个人要去拉斯维加斯赌城玩，我不愿意去。一来，我这个人不好赌，拉斯维加斯是国际著名赌城，是好赌者的天堂。二来，我喜欢在一个城市里多住几天，这里看看，那里转转，闲时看看书等，但听说这里的出租汽车不能在街头拦载，只接受电话和网上预订，我肯定郁闷了，我因为不会使用网约出租车，不能去这个城市更远的地方。
而是“这个该死的酒店！”我禁不住使用电视剧中美国人的骂人语言和口气，我们花了超过二千元人民币，一晚一人的住宿费。首先这是梁丽在南京网上预定且费用已支付，因为不允许不付费。虽然是市中心地段，就在我熟悉的，篮球NBA洛杉矶湖人队主场斯台普斯体育中心对面，但李震宇说他可以带我们去住比这便宜，但条件完全相同的酒店。我们要求退房，酒店同意退房，但不同意退款，而且是一分钱也不退的那种强势交易，这就不是定金罚则，而等同于强买强卖了。
其次，酒店大堂狭小，与我住的国内二、三线城市的同等级酒店都无法比美，更不要说一线城市。办理住宿的客人也不多，排在我们前边的客人不过二、三个人。但轮到梁丽与李震宇办手续时，你猜我们等待了多少时间，足足45分钟。这种事当然我不必操心，我在一边坐着，不时走出大厅，在外溜达一圈再回来。我对不退款有点气不愤，又无法亲自出面交涉。换了在中国，不但这种事不会发生，就是发生了，我肯定会一马当先的与人论理。我们业内有句行话：“我是律师，我怕谁！”不仅说出了这个职业的好斗毛病，而且从一个侧面说明律师善于据理力争，打抱不平。但在这里我彻底哑火，原因与过海关时一样，来到英语国家，有点水土不服，不太适应这里的习惯。我们只能住在这家酒店。
再次，更无法忍耐的是，我是个有三十年烟瘾的人，订房时我们要的是一间吸烟房，由我住，一间非吸烟房是梁丽住。但被告知，本酒店不配制吸烟房间，这也是我们要求退房的原因之一。我只能住无烟房，并且李震宇告诉我，吸烟只能到酒店楼下大堂厅外，连客房中的卫生间内都不能抽，否则第二天服务员打扫卫生时，会闻到香烟味道而被举报的。要么酒店会自动在你们住房保证金中扣交罚款，要么你要多放点小费在客房的桌上，服务员不举报你，酒店才不会知道。我问小费要给多少？李震宇说平时放四、五美元完全可以了，但吸烟至少要放10至20美元，这与保证金赔偿已经很接近了，我觉得不划算。
我每隔一个小时便会有烟瘾，开始抽几只烟来到酒店大厅外吸一下，倒觉得是种放松和休息。后边几只烟便有点强迫症了，尤其是上床睡觉前的这只烟，自己已经洗过澡还要穿上正规衣服下楼，上楼后还要再换上睡衣，便觉得不适应、不舒服。加上这天不知是第一天到美国多少有些兴奋，还是时差的原因，或者两者都有的原因，我失眠了。越是睡不着觉，越是想抽烟，越想抽，却越觉得不方便而越想忍，越想忍越想抽。
以至于我凌晨两点钟，还要下到大堂门外去抽烟。此时总台的服务员早已不知去向，恐怕也是去睡觉了吧。门口更没有任何保安的影子。这时我才想起，这家酒店似乎没有保安值班或者保安人数较少，美国治安方面难道比中国好吗？这会儿的中国酒店的保安、服务员可是很精神地在上班呢。这不是中国比美国更不安全，而是中国员工比美国员工更敬业、勤劳。你比如年龄上，中国酒店员工清一色的都是年青人，精神饱满，工作效力高。美国却雇用的都是上了一定年纪，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居多，所以懒，效力较低。我连抽了两只烟，并且突发灵感，明天去买几只雪茄烟来对付“这可恶的美国佬”。这样想着终于进入了梦乡。
五
李震宇等三人，第二上午从洛杉矶开车出发，沿15号州际公路，往北直行，中间去了罗迪欧大道，再陪梁丽去商城购物。进入拉斯维加斯的米高梅广场，已经是暮色苍茫、华灯初放时节。广场显著位置的一个大灯柱上，竖直下坠写着：“恭贺新喜”四个中文繁体字，也在欢庆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梁丽顿时倍感亲切和自豪，她想我们中国人的国际地位的确提高了不少，连著名国际赌城都在过中国年呢。后来问了李震宇才知道，因为来赌城玩的人，一半是中国人，当然要重视了，一是中国人钱多了，二是中国人多，随便到美国大街上走一圈，十分钟内就能遇见一个中国人。也还真是的，梁丽在广场四周转了一圈，便会遇到不少于十个以上中国人或者因为她没法验证，仅凭肉眼判断，至少这十个人都是东亚人面孔吧，其中定有中国人。
李震宇独自一人，在2012年先从南京办的去荷兰的旅游签证，再从荷兰还是持旅游签证来到洛杉矶。此前他在南京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当工程师，业余时间也和王赞成合作，做点小的建筑工程设计生意。李震宇虽然未明确告诉我，但我的判断是对的。王赞成之所以要李震宇做公司法定代表人，目的就是让李震宇在民事执行时为其做档箭牌，顶替其承担法律责任。为此李震宇较为苦恼，但又无法推托，因为他俩是表兄弟关系。
李震宇常想欠别人的钱，这种民事官司倒好扛一些，大不了自己无法申请信用卡、坐飞机、高铁什么的。如果是诈骗钱财或者非法集资的刑事案件怎么办？难道我为他去坐牢，那可是不可能的事情，想都不要想，表兄弟的感情和友谊都不可能达到，用牢狱之灾方式维持的。李震宇“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原本就想去美国，边打工，边读书的，他去美国了。李震宇来美国后，开始在中国人开的餐馆打工，后来又去一家台湾人经营的国际旅行社做导游。现在还是在一家台湾人办的报社做分检员。业余时间以自己在旅行社积累的人脉，开车为中国人做洛杉矶一日游导游，偶尔也陪客人来拉斯维加斯赌一把。
他自己觉得已经度过了困难时期，再过几个月，他的妻子和儿子将来美国团圆。不过因为李震宇现在拿的是工作签证，老婆孩子也只能是以旅游者的身份来美国。“到时候和他爸一样，不走了。”李震宇告诉梁丽。
梁丽问：“不怕美国警察抓人吗？”
李震宇说：“没事的，这里特别松，只要你不犯法，包括开车违法，一般没有任何人管你，警察在大街上从来不查人的护照、身份证什么的。包括也没有人检举揭发你，但前提是你不要惹事生非，到了一定年限可以申请工作签证，然后上法庭听证，申请绿卡。”
“这里的工作好找吗？”梁丽又问。
“怎么说呢？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因人而异。” 李震宇答。李震宇告诉梁丽，他来洛杉矶的头几个星期，边找工作，边旅游，玩得十分舒服，但到了两个月后还是找不到工作，心里开始发慌了。好在这里中国餐馆很多，洗碗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包括洗碗机的操作，就象洗衣机那样便当。于是我先去洗碗，然后再不停地在网上发表求职简历，现在这份工作没有压力，挺好的。
赵寅林一家三口更是厉害，也是持旅游签证，直接从上海来洛杉矶的。一看洛杉矶工作好找，夫妇俩就不走了，孩子也在台湾人开的私立小学读书。
赵寅林告诉梁丽：“上海虽好，但人多，竞争太厉害，不像这里人与人之间劳单纯的，要么上班，要么下班后就没有一个人管你的闲事。我来了一年有余，劳好的，不愁吃不愁穿，只是老婆跟别人跑了。现在与李震宇是室友，两人租了个二室一厅的房子，月租总计800多美元，一家一半分清楚。我每个月能赚2000多美金，李震宇比我赚得多，因为他来的时间长，语言水平也比我好。”
梁丽暗中计算了一下，赵寅林这种工资水平，相当于国内中产阶层，与自己这个国企小经理收入差不多，自己恐怕还比他少一些，因为自己的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15万元人民币。李震宇则更高些，梁丽问李震宇每月收入是多少？李震宇笑一笑，不肯说出具体的数额，因为是个隐私问题，梁丽不便追问。赵寅林是中产，李震宇至少也是中产偏上些，年收入人民币20至30万元级的水平，比自已收入高许多。似乎还是美国好嘛，难怪可以吸引年青人来美国的。过去北大、清华的留学生，百分之百到了美国都不会走的。但现在有些不同了，中国在哈佛、麻省等名校的留学生，在美国照样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哪些其他大学，由家长出钱供养的中国国际生，多数在美国找不到工作都回国了。
梁丽在酒店开了两间客房，李震宇、赵寅林一间，自己一间。她们谈好的，住宿费由梁丽出，她可以回去报销。通行、吃饭费由李震宇、赵寅林负担，至于赌资费当然是AA制了。这里的客房比洛杉矶的大，豪华，价格却便宜了一半，140美元一个标间，只值人民币882元。梁丽想一想，在洛杉矶的房费真的不划算，肠子都悔清了，怪自己没有出过国门，被洛杉矶网络宰了。要不是这次与律师出差，沾办案的光，如果自己一个人出来，肯定超标，自己要贴钱的。
吃完晚饭，李震宇、赵寅林陪梁丽沿米高梅广场，四周大街上的赌场都去转了一转。梁丽发现所有建筑物风格虽有不同，但楼内的格局却大同小异。前厅一楼是赌场并配套其他餐饮、咖啡店、购物等设施，有的二、三楼也是赌场，四楼以上是住宿及桑拿、卡拉OK等。一家挨着一家，灯红酒绿，蔚为壮观。每家赌场老虎机机型也是差不多模样，买几个牌子放进去，然后去按按纽，看牌子翻到赢钱还是输钱那一栏。还有21点、比大小、轮盘等。服务小姐都穿着超短裙，脚踏溜冰鞋，手里举着一个大托盘子，里边有食物、啤酒类等物品，在大厅内来回穿梭，随时为客人服务。内部装饰豪华、大气。地毯都是大红色花纹，上边没有丝毫杂物，干净得简直可以在上边睡大觉呢。赌场四周都没有窗户，就是有，也被遮盖地严严实实，让你没有白天黑夜的感觉。
梁丽先买了几10美元牌子，一转眼全部输光了。李震宇过来教她打了两回，还真蠃回来几个美元。赵寅林则是好手气，花了100美元买牌子，却蠃回来200美元。梁丽让他教自己，赵寅林卖起关子来，说是要交学费。梁丽不解问要交什么“学费”？赵寅林嘿嘿一笑，不肯正面回答。经赵寅林手把手地这么一教，梁丽果然从老虎机中赢回10几个美元，兴奋地哈哈大笑。赵寅林又卖起了关子，告诉她还有更能赚钱的玩法，他俩一玩就是一通宵。李震宇顶不住了，回客房睡觉，睡眠之中也不知赵寅林几点钟回来的，反正恐怕要凌晨三、四点钟吧。
第二天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李震宇见梁丽和赵寅林还是乐此不疲地在赌场内玩，便有些不开心，找了个借口自己先回客房了。李震宇在房间内边看报，边看电视，洗了澡有点想睡，一觉睡到凌晨近五点，见赵寅林的床还是空的，立即生气起来。
赵寅林的老婆，李震宇见过，眼睛大，拳骨高，长条身材，胸似乎不大。李震宇当然是通过肉眼看到的，包括夏天也不觉得突出。但他老婆口才特别好，是那种上海女人特别能说会道的味道。赵寅林告诉过他，他老婆到洛杉矶三个月，就与一个美籍台北人搭上了，随之与他离婚。与其说是正式离婚，不如说是分居，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哪里办理离婚手续，总不能回上海办吧，否则俩个人再不能回到洛杉矶。李震宇很同情赵寅林的不幸，赵寅林的工作也是李震宇向报社老板推荐的，开始几个月的房租李震宇也没有收他的。
赵寅林每天还要接送女儿上学，晚上陪女儿睡觉。女儿的生活、学习费用倒是老婆负担，因为他毕竟收入相对少些，且不稳定，老婆离婚也是冲着台湾人有钱才改嫁的。现在倒好，看见我从大陆带来的朋友梁丽像自己的朋友一样，梁丽说声爱吃冰奇淋，立即下车去买。梁丽每次购物完了，要结帐时，赵寅林总抢先讨好地问一句“要不要我来付？”但并无实际行动。冒充大款不要去说它，似乎梁丽是他的女朋友一样，好笑不好笑，自己老婆都守不住，哪里又来了个女友，分明是见色起意。当然李震宇没有跟他说，与梁丽是工作关系，但至少如果论起女朋友的话，也只能是我的，而不是他的。
李震宇在梁丽未来美国之前，俩人便在微信视频通话上见过面，李震宇便被她的那张小巧、精致的脸所吸引。原本微信中让梁丽一个人来美国也好与她调调情，甚至可以弄个一夜情什么的，男人就是这样快地可以爱上漂亮女人。我的到来，李震宇开始有些不开心，但后来见他倒也识相，没有对梁丽过分热情，也没有和他们一起去拉斯维加斯，李震宇放心了。这忽儿倒出了个赵寅林，俩人打得火热。这也难怪呵，自己不会购物，又没有赌性，赵寅林却很内行，再加上上海人的一张嘴巴，总是讨女人欢喜的。梁丽自然被他所吸引，也开心得总是笑个不停。李震宇想着想着再无什么睡意了，索性起床洗澡、吃点面包什么的。赵寅林终于在接近早晨七点回到客房，李震宇看不出他是睡过觉，还是没有睡过，便突然问：“你和梁丽睡在一起了吗？”
赵寅林听了吃了一惊，却说：“朋友妻不可欺，哪里能这么快，她早回房睡觉了，我一人睡不着，一直玩到现在。”
赵寅林讲得倒是实话，他见到梁丽的第一眼也立即喜欢上了她。他觉得她比自己老婆活泼可爱，便对她大大献媚。梁丽也欣然接受，这不今天晚上，大约在凌晨两点钟，赵寅林已经跟梁丽进了她的客房。梁丽准备去洗澡，没有拒绝赵寅林示好的意思，但突然梁丽的老公打来视频电话。梁丽急了，问赵寅林怎么办，赵寅林躲进卫生间。梁丽与老公叽哩哇啦，至少谈了二十分钟，称自己在赌场玩玩，刚刚回房休息。电话结束后，梁丽把赵寅林从卫生间请出来，直接往门外推，说是老公刚才查岗，不能做对不起老公的事情。赵寅林只好走了，但似乎又不甘心，心想下楼再玩一忽儿老虎机，等梁丽洗完澡再去敲门，看看她肯不肯上床。后来玩上隐来，把这事忘记了。当他想到时，已经是早晨六、七点多钟，梁丽一定睡熟了，不好再打扰了，赵寅林只好回自己的客房。这会儿被李震宇这样一问，似乎清醒了许多，便想原来是李震宇的女人，差点做了对不起朋友的事情，不应该呀。这时李震宇问赵寅林吃过早饭没有？赵寅林说没有，但肚子不饿，只想睡觉。说完便去洗澡，然后倒头睡去了。
六
第四天照例，由李震宇开车送我和梁丽去洛杉矶国际机场，回去的航班还是来时的2855号返程2856号。
我们安检完了以后，各自去了一趟洗手间，我在哪里碰见了皮克。皮克根本认不出我，我却不可能不认识四天前，相互为难的海关官员。我主动招呼，明显觉得皮克不认识自己，这也难怪，皮克对一个中国来的老头不会有记性，何况每天要接触那么多人。我说了进关时的情景，皮克似乎有了一些记忆，或者礼貌性的假记忆，俩人说了几句话，分开了。
我和梁丽坐在候机厅里无事可干，各自刷着手机，发发信息，翻翻新闻。梁丽问我对美国印象如何？
我说：“不过如此，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已经与他们的大城市不相上下，甚至已经超过了他们。比如我们的禄口机场与洛杉矶机场差不多，而我们首都、上海浦东机场的设施、规模却超过了这里。”
梁丽表示同意，但她认为中国百姓的生活、素质还是不如美国，不然李震宇、赵寅林也不会热衷于美国。
我说：“这是当然的，中国人多，人均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又说道：“美国才三忆多人口，中国十三亿，但中国的三亿人的平均水平又超过美国了。”
梁丽说：“对，对。”
我问：“今天怎么没有看见小赵来送你？”也许我也觉得赵寅林对梁丽过于热情了，才这样问梁丽。
梁丽眉头一扬，微微低下头去说：“不知道，跟我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梁丽心里明白，自从在拉斯维加斯那个晚上，要不是老公突然来电话，她真有些昏了头，把持不住，差点和赵寅林上床。赵寅林有什么好？不就是对我过于热情、殷切吗？但人的长像、口才等都是自己喜欢的那种，瘦瘦、高高，言谈滚滚。然而才认识三天时间，就可以发生性的关系？这似乎有点不严肃、不值钱了，这么轻易突破男女关系的底线。但是老公来电话以后，她突然想到老公对她的好，对她的爱，以及家中正在上初一年级的女儿，觉得不能做对不起老公和女儿的事情。
梁丽出生在洛阳，上大学在西安，就业时因为现在的老公，那时的同学兼男友是南京人，所以她又在南京工作、结婚、生娃。按她常常挂在嘴边引以自豪的话来说，她是中国四大古都占其三的人物。
梁丽似乎容易被陌生男人吸引和被吸引，她上大学第一天正是吸引了她老公，老公也吸引了她，后来毕业之后才结婚的。她与陌生单位的领导谈业务，总是第一时间就能把对方男性领导吸引住，同时自己也很欣赏对方的人品和才华。对方领导没有一个不是事后请客、加微信等等，明里暗里对其表达爱慕之心的。梁丽不是没有动过心，而是常常动心，同时又不敢做对不起老公的事及家庭的事。这倒不是她的老公无比优秀，恰恰相反，过于平庸，甚至无能，工资、奖金等收入与自己差不多。虽然两人加在一起的收入，家庭够用够花的了，只是从传统观念看，老公的收入应当比女人高一些，最好是高很多。这次赵寅林追她，她第一次敢和他上床了，不是因为她对老公和家庭不再有顾及了，而是在洛杉矶、拉斯维加斯购物、赌博太兴奋、太疯狂了，赵寅林又是那样冰雪聪明，会赌、会挑东西，她一时把老公忘了脑后，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做女儿时的公主时代。要不是老公那天突然微信电话查岗，真的能迈出第一步的。
我见梁丽不大愿意谈论小赵，也就叉开话题，和梁丽谈他来洛杉矶之后，一直到现在，都不能安心，尤其是刚才看见了皮克，心里更不安的想法。
我对梁丽说：“我们会不会因为签证上的说谎，美国海关找我们麻烦？”
梁丽说：“你指的是你的控亲签证和我的旅游签证，实际上没有探亲和旅游，而是来取证办案的。我们的周大律师，你多虑了，我们事情已经办完，现在已出了美国海关，谁还会来找你呢？”
我不好意思说刚才碰见了皮克，自己又心谎起来。说到皮克，梁丽也不会明白，因为四天前的一幕，梁丽并不在场，我也没有跟她说过。
我便把四天前的情景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不是还没有登机，美国海关官员随时会找我们麻烦的。”
梁丽说：“我们的老夫子，这种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多了去了，我想美国人也知道我们中国人爱做小聪明的事情，他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出事情，美国人是不会管我们的。”
我说：“这倒是实话，你讲的对。”俩人不再说这件事情了，各人又玩起手机来。
我似乎心里还是不太踏实，眼睛的余光仍然留心着身边的一切，特别是有海关或者警务人员在他身边的流动。
这时合当有事，我看见皮克身着美国海关官员制服，身边还有位身材高大的警察，远远从安检门口出来，向我坐着的方向走来。我第一个意识是，坏了今天回不去了，我要在美国做牢。第二个意识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知道要找自己麻烦，但我也要斗斗他们，不会轻易认输的。
我对身边的梁丽低低地说：“你看果然被我猜中了，可能有警察来找我麻烦，如果问起我们俩的关系，你只说刚刚在机场认识的，准备同时回中国南京。其他事情都不要说，我来对付他们。”
梁丽一边玩手机，一边头都不抬地说：“怎么可能--”话还没有说完，抬头一看，两个警察已经接近他们的位置，梁丽不便再说什么话了，但吓了一大跳，心想：“真的有麻烦了”她马上想到，会不会是李震宇这小子过河就拆桥，举报他们的。同时又一想不会的，大家关系处的都不错，前两天还在拉斯维加斯玩的开心呢？今天又送我们来机场，不要把人想的太坏。
这时皮克走到我身边，用流利地中文问：“你是周先生吗？请出示你的护照。”
我镇静自如地站起身来说：“是！”
原本习惯要说：“两位领导，有何公干吗？”一想这是在中国的调侃语言，在这里说不妥。
于是我改口说：“有事情吗？”皮克重复一句出示护照，我只好随手从屁股口袋中拿出与机票放在一起的护照，并递给皮克。
皮克看完护照以后，确认是我本人，便对我说：“我们怀疑你涉嫌虚假签证，来美国洛杉矶从事非法活动，请跟我们走一趟，接受调查。”同时看了一眼梁丽，又问我：“这位女士也是和你一起来的人吗？”
我说：“不是的，刚刚认识的同机人。”我并迅速反问皮克：“我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不会耽误我的行程吧？”
皮克说：“不会的，就接受一会儿的询问。”
我向皮克确认，是“询问”，而不是“讯问”后跟皮克他们走了。但我明白，询问是可以转化为讯问的，后者就无法乘今天的飞机了。并且刚刚注意到，在我周围已经围满了中国人，估计都是与我一起同机飞往中国南京的同胞。
这时梁丽才确定肯定不是李震宇，包括赵寅林使的坏。心想怀疑赵寅林更加离奇了，她知道李震宇没有把她的真实身份告诉过他。至于周律师会不会有事，她相信中国律师不见得斗不过美国律师。当然梁丽的这个想法并不准确，准确地说这可是斗一斗美国法律的问题，恐怕还有深层次的良心问题。
我跟皮克走进一个四周都是透明玻璃的办公室，门口有英文标记，我认识“询问室”。皮克和一个妇女海关官员坐在桌子的一边，我坐在对面，女官员先给我倒了怀白开水，正合我喜欢喝凉白开的习惯。女官员坐在边上打字，我估计是写的英文，正想着等忽儿看笔录时有些英文字不认识怎么？我的英语毕竟丢了许多年，这种实战式的文字肯定比较陌生。
此时皮克问过姓名、年龄、国籍等自然情况后便说：“我们注意到你签证的理由是探亲，而你的儿子叫周澜，现在正在波士顿美国东北大学读书。他没有来过洛杉矶，你也没有乘飞机去波士顿的记录，这么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利用陆地交通工具去波士顿。”皮克显然查了程飞的有关出行记录，并且是在两人洗手间相遇之后的所为，真不该再次碰见皮克，更不该主动与他搭讪，我这样想着。
不容我多想，皮克又说：“我们的问题是，以上事实你做如何解释？”
我似乎早有思想准备说：“本来到达洛杉矶后的第二天，准备乘飞机去波士顿的，但由于突然血压不稳想等两天再去，但因为事先买好了返程机票，所以取消了，以后再有机会去看儿子。”
我实际上原本不想去，后又要去波士顿的，因为儿子刚来美国半年，做父亲的没有如此儿女情长。但因为做的是探亲签证，为了避免“说谎”，就是在梁丽她们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准备要去。但咨询了一下，说是还要飞八个小时的飞机，加上一个人飞行，有点孤单，因此取消了探亲。但我有与儿子这几天微信视频电话的记录，我拿出手机给皮克看，并补充一句：“这也能算特殊形式的探亲吧！”
皮克停了停，又客气地说：“可不可以将你的行理箱及手提包让我们检查一下，看看有无非法物品。”
我听了开始想问他有无搜查令，但后来一口答应，因为我知道我们调查取证的证据不在我这里，并且早被梁丽寄回南京了。这种虽受些许污辱，但配合一下，可以减少对抗，询问程序可以快些。
皮克看完行理及手提包，站起身来说：“我们的问题问完了，你没有问题，撤销笔录、撤销嫌疑。周先生你可以走了，没有耽误你的航班，谢谢！”边说边送我出门。
这时我再想报复一下，对皮克说：“我可不可以向你们海关投诉你，你在四天前明明知道自己会中文，并且推定这天你就是当班中文翻译，却故意刁难一个中国入境客人。”
皮克听后知道这是我的反报，自己倒没有想到这个中国人还懂得“反报”，到底也是中国的律师，当然有两下子。
皮克微微一笑，反问一句：“你有证据吗？”
我说：“可以调取录像资料，我被你“晒”在哪里至少有20-30分钟，足以证明你在刁难。”
皮克马上收起笑脸，满脸严肃、认真地向我陪礼道歉说：“不反对你投诉，但我真诚道歉。”
我哈哈大笑说：“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中国人能忍，何况我马上就要登机了，哪里有时间投诉。不过，小朋友今后可不能再做瞧不起中国人的事情，何况你也是有中国血统的人。”
皮克说：“是，是。”
其实真正不能投诉的原因我也知道，自己的行为也不干净，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始作于2016年2月，定稿2020年7月9日，2023年11月28日再修改。45页，共计30690字数，每页682字。作者联系电话1395167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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